从“茶马互市”到“边茶贸易”

     北宋年间，由于少数民族契丹和西夏的日益强大，而西夏更是频繁地侵扰北宋，北宋政府积贫积弱，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当时的统治者宋神宗在改革派王安石的支持下，果断地起用王韶为镇洮军节度史，执行削蕃战略，以斩断西夏右臂。王韶不负朝望，率兵收复了熙河等州，让宋境向西部拓展了二千余里，取得了宋朝立国后开拓边境的最大胜利。

     王韶收复熙河后，看见吐蕃人赶着大群马匹，到边州交换茶叶，而且茶叶还供不应求，他以一个军事家的眼光意识到吐蕃人大量的战马可以作为北宋王朝的战略资源，于是他向皇上献策，主张以茶换马，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宋神宗甚至在1074年专门下诏设立“茶马司”，这一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管理边茶换马事业。

     当时最受吐蕃等民族所喜爱的是四川茶叶，特别是名山茶。针对这一点，朝廷甚至专门规定，名山茶只能用来与吐蕃人换马。为了确保茶马贸易的正常发展，宋王朝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和措施，例如在管理上设立专门机构买茶司、买马司、茶马司、盐茶司、都大茶马司等；采取招马、降低茶价和提高马价等优惠政策；在制度上实行官营茶叶专买专卖的榷茶制。四川成为当时最大的茶马市场。

     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将西藏也纳入了中国版图中。由于元朝的统治者蒙古族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对战马的需求也没有宋朝那么大，所以元朝对汉藏茶马贸易管理开始有所松弛。后来，更是发生了几起因为政府统购的茶叶在藏羌地区售价太高，引起当地少数民族不满的事件，政府索性停止了统购统销，听任民间自由买卖。

     而在明朝时，“茶马互市”现象空前繁荣。一方面，明朝统治者对茶政十分重视，认为茶法和马政都是“军国要政”，甚至推行一种“金牌信符”制度来确保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明朝当时对外战争频繁，大量的战争带来了更多的战马需求，特别是明神宗时期，荣马司的年易额竟然达到四万多匹。

     不过，我们仔细梳理历史的痕迹，却可以发现:明王朝并非真的需要这么多战马来维持战争的需要。朱元璋的一个御史刘良卿当时曾给朱元璋献策说:“番人以茶为命”，“应严法以禁之”。另外一个御史杨一清则赤裸裸地道出了明王朝重视茶马互市的真相:“戎人得茶，不能为害，中国得马，足为我利。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

     这番话表明:明王朝以茶易马的主要目的，并非如宋朝一样备马以战，而是借以实现对各少数民族的有效控制，达到“以茶奴番”的政治目的。这种以茶治边的民族政策，长期以来是富了当地统治阶级，却使广大劳动人民受到比西藏封建农奴制更为残酷的剥削和统治。

     公元1661年，清世祖批准达赖喇嘛的请求，在云南永胜县开设茶马互市市场，但此时的茶马互市由于各种原因时常中断，已是强弩之末。到了乾隆年间，茶马互市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与茶马互市有相同意义的边茶贸易制度。

     边茶贸易完全改变了以前由政府控制的情况，变官营为商营。除了茶叶之外，其他藏族人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也进入了市场，而藏区的交换产品除了马以外，还多了皮革、药材、黄金等一系列产品。当时的四川因为边茶贸易的迅速发展而成为了整个川藏商贸的中心，而且在藏区也出现了不少像打箭炉、松潘这样的商贸集市地，除了最初的以物易物，货币也开始出现在边茶贸易中，甚至出现了“茶票”。

     从唐代的“茶马互市”到宋代的“榷茶制”，到“金牌信符”制和“引岸”制，再到明代的“贡马赐茶”制，及至清乾隆以后取“茶马互市”而代之的“边茶贸易”制度，“茶马互市”的基本形式和贸易范围经过了不断地演变和扩大，川藏茶马古道所形成的“茶马互市”文化自成体系，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撇开封建统治者狭隘而残酷的民族政策不谈，茶马互市关系，从唐代到清朝、民国以来，一直盛行不衰。这一历史事实，既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经济关系、文化生活关系十分亲密的重要体现，又反映出一种政治上的一统关系。

     事实上，无论是唐代开始的茶马贸易阶段，还是后来的边茶贸易阶段，历史上内地与西藏贸易全过程，始终没有离开茶，茶始终发挥着中心的作用。